【中级学院】全球经济秩序变迁的中国驱动力

来源:上海证券报     日期:2014-11-17

全球政经舞台一周以来连续上演的APEC峰会、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G20峰会,既凸显区域与全球多边经济合作的重心向亚太加速转移,亦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的国际责任感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

看举办峰会背后的逻辑,围绕各自国家利益展开的博弈的议题,其实都是区域与全球治理需求和国家力量此消彼长之间的某种暗合。就APEC北京峰会而言,世人最关心的是中国力推的亚太自贸区(FTAAP)取得的有限与有效进展,峰会通过的北京路线图,尽管在后续探索与实践中会遇到显而易见的阻力,但它已清楚地表明今天的中国不仅有意愿而且有能力为亚太乃至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建设性主张。中国在此之前已向世界经济棋盘提供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可供选择的菜单,而且会陆续拿出上千亿美元资金。这在美国眼里,自然包含非合作性博弈与战略挤压成分。因此,美国在APEC峰会期间召集12国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密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进程,既展现美国力推TPP的决心,也向中国表明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在亚太政经格局的主导地位。

在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上,无论是李克强总理宣布中国愿向东盟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还是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以及中国愿牵头推进东亚经贸一体化进程,均彰显了中国作为区域最大经济体积极对外辐射经济发展的正能量。

无疑,最具国际指标意义的还是G20峰会。中国这次宣布采纳国际货币经济组织(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放弃了65年来的“特色中国”数据,融入今日世界。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创新发展方式、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以及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等三点主张,每一点都针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诸多不平衡与复杂矛盾。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尽管为促进经济增长出台了名目繁多的内外政策,但无论是美国高举高打但黯然收场的量化宽松(QE),还是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抑或欧陆与英国经济算盘的同床异梦,并没有将各自国家的经济引领到可持续增长轨道上。发达经济体的病灶存在于业已异化的金融体系中,如今,经济振兴杠杆要看新产业革命能否如期撬动。所以,美日真要扎实推进实体经济的升级,就得尽早告别饮鸩止渴的经济政策,尤其欧洲仍需进一步去杠杆化,摆脱福利经济学浸润已久的惰性,在有效整合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勉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有效对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若能将中国的资本与欧洲的市场经验与技术结合起来,或许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欧洲早日走出经济低迷状态。

当然,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离不开既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有效治理机制的出台,对此,无论是作为秩序主导国的美国,还是既有国际金融秩序红利共享国的欧洲与日本,都不能不面对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从推动全球经济秩序变迁的内生性动力与约束条件的有效破解来看,全球经济秩序变迁有可能在2020年迎来历史性转折点。作为促进秩序变迁的积极主导力量,中国不妨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合作机构为平台与力量杠杆,以举办2016年G20峰会为契机,争取在协调与既有秩序主导国相关利益的基础上,引领主要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可持续增长及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取得根本性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除了拿出真金白银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搭建利益共享机制,更须谋求建立具有中国范式特征的全球治理体系。

中国牵头搭建金砖银行等多边合作平台,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尝试向国际社会提供独立于美国范式之外的经济与金融公共产品的制度性安排,也是因为在这个越来越不确定、“以邻为壑”泛滥的世界里,国际责任感尤为稀缺和珍贵。6年后的2020年,如果中国GDP规模迈上20万亿美元台阶,对外贸易总额越过8万亿美元门槛,年对外投资与资本输出超过2000亿美元,如果以金砖银行、亚投行、上合银行等为代表的公共产品行为边界覆盖全球,则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一定会以建设性姿态与中国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根本性改革。

所谓体系变迁是由一系列事件合成的,既有秩序主导国一定会设置诸多阻力,牵制中国基于经济实力成长的国际话语权扩大,类似今日俄罗斯那样的油价持续下跌等国际战略打压局面或将不时上演。中国和东亚、东盟以及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合作同样不会一帆风顺。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格局中,我们得设法保持经济发展定力,尽快找到经济增长新动力,将经济长期增长建立在依靠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驱动上;同时,在由贸易与制造业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过程中,适时结合国际社会的现实需求,不断推出惠及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公共产品,这既是展现应有的国际责任感的需要,也是构建平等有序国际经济秩序的内生性要求。(作者:章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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